中国高校6年扩招5倍

2009-1-9 16:06:25 厦大家教

2007年11月20日，一位正在应聘的大学生身后是数以万计正在寻找工作的应届大学生。当天，江苏省08届毕业生招聘大会在南京国展中心召开。大约5.8万应届大学生来此寻找工作，一些热门职业出现数百人竞争一个岗位的情况？

大学是一种精神，也是一种制度。

在我们这里，“大学精神”与“大学制度”都根源于中国问题本身。高校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一项政治改革。

30年前的高考恢复是一项“国家建设”，既开启了教育秩序的重建过程，更配合了新的社会秩序重建。现在的大学问题，同样不局限于纯粹的教育领域，也不止于官员、教师、学生、甚至更广的社会阶层（集团）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分配问题，而更应该从根本上追问整体教育理念的问题，即国家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教育、面对高等教育。

人当然应该处于教育的中心位置，人更加应该处于国家的中心位置。只有摆正了人与国家的关系，才可能真正摆正人与教育的关系。“以人为本”是中国政治一个重要理念，如何将这一符合世界潮流的理念在实践层面、制度层面不断加以落实和巩固，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

汤敏，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，因为在1999年谏言高校扩招，被称为“扩招之父”。在扩招的最初几年，他受到了热捧，支持者甚多。

10年前，汤敏以个人身份向中央高层寄去一封信，陈述了扩招的理由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部分建议很快得到采纳，接下来扩招的速度更是出乎他的意料，他建议3年扩一倍，结果6年扩了5倍。

经过10年扩招，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8%迅速达到24%，不仅实现了由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跨越，而且实现了高等教育总规模位列世界第一的业绩。

尽管大学生就业形势随着扩招而变得严峻起来，但是汤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直表示：“不后悔谏言扩招，利大于弊”。

热议高校扩招：

汤敏当年力谏扩招的几大理由是：

其一、当时中国的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的水平，18～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%，而菲律宾31%，泰国37%；

其二，1998年国企改革，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，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，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；

其三，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%目标，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.8%，急需扩大内需，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对象；

其四，当时高校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，有能力消化扩招；

最后，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。

经多次讨论，国家最后决定1999年大学招生131万，比1998年增长21%，这是90年代以来政府主动安排增加招生最多的一次。普通本专科年招生数从扩招前1998年的108万，一路飙升到2008年的600万；扩招10年累计招生约为4010万，占改革开放30年以来招生总数的75%。

扩招让大量往常可能被挡在大学之外的学生获得了人生机会。但好景不长，随着2002年第一批扩招学生就业和2003年大学毕业生的猛增，扩招开始被质疑。

“本科生四处有，研究生满街走，只有博士生还可以抖一抖。”这类打油诗在大小就业场所蔓延。一些大学毕业生开始抱怨，扩招让他们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，无法找到工作。大学生、研究生毕业养猪、卖小菜的新闻开始见诸报端。

当然，扩招让许多高校焕然一新。高校的土地资源大幅增加，得到的投入也大幅上升。这被认为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长期投资。

热议高校扩招：

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1980至1988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黄金时代。在中央解放思想的号召下，全国高等教育战线，犹如百花齐放，各个学校都积极开展改革的试点，大有英雄比武之势。

例如，上海交大的人事制度改革，提出了工资制度“上不封顶、下不保底”的举措；中国科技大学办少年班，“神童”教育风靡一时；华南理工学院搞理工结合，科研走在教学前面；深圳大学进行党政体制改革，提出党的机构要业余化、兼职化，党委宣传部、组织部、办公室没有编制，都得兼行政工作。

“现在很多教育改革的措施，大部分都是那个时代推出来的，而至今还为许多高校所效仿。”着名教育家、化学家、社会活动家刘道玉说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，教育改革再次提上日程。

但是，以1999年扩招为代表的新一轮大学改革，“都是属于添枝加叶式的改良”。刘道玉说，1993年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大学合并、升格、扩招，“抓了发展，而出现了冒进和浮夸”，“突出特征是以发展代替了改革”。

刘道玉认为，这些举措虽然抓了一些改革，但是没有抓教育本源的改革，所以问题重生，积重难返。

“总的来说，30年教育改革，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是由于没有涉及教育本源的改革，所以总的来说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。”刘道玉的这种判断遭到许多人的反驳，本身也不无偏激之处，但也敏感地触及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。

热议高校扩招：

面对大学改革的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，汤敏一直坚持：“不后悔谏言扩招，利大于弊”。

汤敏认为，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详尽采纳。他提出3年扩一倍，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；助学贷款、助学金、奖学金制度显然也没有按照他期待的程度实施。

“在扩招的同时，教育改革没有跟上”，这造成高校毕业学生非社会所需人才，是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最核心问题所在。

汤敏说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扩招及可能伴生的短期就业难问题，不可能依靠一次改革而解决所有问题，青年人上大学除了就业的需要，还有更为长远的国民素质提高和社会发展长期目标的考虑。

一些教育界专家也有同感，扩招的做法是对的，教育与市场相结合也不能说是错了。问题在于，政府职能转变是否到位。当代中国的大学问题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，初级层次可以限制在纯粹的教育领域内；中级层次可以追问到官僚阶层、教师阶层、学生阶层、甚至更加广泛的社会阶层（集团）的诸多利益博弈与分配问题；更高层次的追问则关涉到中国整体政治理念的问题，即国家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教育、面对高等教育。

控制高等教育规模、缩小招生人数，等同于历史倒退。中国的大学改革已经被“路径依赖”框定，只能前进、不能倒退。从大学问题回到中国问题本身，甚至追溯到某些人类问题，这是中国大学改革必然面对的改革取向问题。